韦德体育下载官网技術轉向背景下的翻譯研究新

发布时间 : 2020-04-22 15:15作者:韦德体育下载官网浏览次数 : 127次

摘要:翻譯技術在實踐中應用廣泛,但其理論研究卻少有突破。本文闡述了技術轉向的定義和內涵,分析了翻譯技術與翻譯理論研究之間存在的脫節現象及其原因,詳細論述翻譯技術為翻譯理論開創了新的研究視野,包括新領域、新對象、新維度、新的研究方法等,并繪制了翻譯技術研究圖譜。關鍵詞:技術轉向;翻譯技術;翻譯理論;21世紀見證了翻譯技術的飛躍式發展。由于翻譯技術具有提高翻譯效率的突出優點,從而在翻譯實踐中得以廣泛應用,并進而對翻譯行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陳善偉認為,翻譯技術早已成為翻譯實踐的規范、翻譯研究的重要部分、翻譯教學的新范式和翻譯行業的主流趨勢(RoutledgeEncyclopediaofTranslationTechnology1)。國內外學者紛紛指出,翻譯界已經出現了技術轉向(Cronin188;O’Hagan503-18;ZhangandGoh449-58;張成智、王華樹104-39)。在此背景之下,不少學者明確主張,翻譯技術應當成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Alcina79-102)。但與此同時,也有學者強調,翻譯技術一直被主流翻譯學界所忽視,而且翻譯技術也沒有給翻譯學帶來理論突破(Munday,TheRoutledgeCompaniontoTranslationStudies15;O’Hagan503-18;IkilemandBalkul100-108)。由此可見,學界對于翻譯技術在翻譯學科的定位與發展依然存在質疑與爭議。本文將結合翻譯學技術轉向的宏觀背景,分析翻譯技術給翻譯研究帶來的新視野,冀以厘清爭議,并推動以翻譯技術發展為契機的理論研究,促進翻譯學理論突破。

一、翻譯學的技術轉向翻譯學的技術轉向是指隨著信息技術、計算語言學、術語學等學科發展,翻譯實踐發生了從純人工翻譯,到人工翻譯與信息技術相結合的變化,從而引發翻譯理論研究的變革(張成智、王華樹106)。20世紀的翻譯研究曾經歷六七十年代的語言學轉向和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轉向,“致使有些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的關系變得模糊不清”(曹明倫1),出現了辛格所見之鴻溝(Singh66),將翻譯實踐迫入窘境,把翻譯理論研究逼進“死胡同”(張南峰15),進而對翻譯學科的健康發展產生了消極影響。技術轉向則不同,因為翻譯技術發于實踐,興于實踐,并反芻理論,是理論與實踐之間天然的粘合劑,使翻譯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鴻溝得以彌合,從而夯實翻譯學的學科基礎。克羅寧較早提出了技術轉向這一概念。他指出,翻譯學之所以出現技術轉向,不是因為相鄰學科的理論發展,而是當今世界翻譯實踐發生巨大變革的一個結果(Cronin188)。這導致傳統的翻譯和譯者的地位需要重新審視。張霄軍、賀鶯指出技術為口筆譯工作者和術語專家的工作帶來了極大的便利,翻譯技術改變了譯者的工作模式,并認為翻譯學出現了技術轉向(74-77)。但他們均沒有論述技術轉向對于翻譯研究的意義。歐哈根(M.O’Hagan)指出,翻譯學已出現技術轉向,翻譯技術對翻譯理論的影響日益顯著(503-18)。的確,在翻譯實踐發生巨大變革的背景下,翻譯與技術之間的關系已經變得日益緊密,不可分割,歐哈根指出了翻譯技術對于翻譯理論的潛在價值,可惜她對翻譯技術如何為翻譯理論研究帶來突破,依然語焉不詳。張成智分別從翻譯工具的大量涌現與廣泛使用、CAT課程的普遍開展,以及翻譯技術相關研究日益增多等四個方面,論證了翻譯學的技術轉向,并分析其對翻譯學的深遠影響(104-18)。但沒有論述技術轉向之后,翻譯技術對翻譯理論研究的方向性指引。

韦德体育下载官网二、翻譯技術與翻譯理論研究之脫節翻譯技術的廣泛應用,對翻譯理論研究產生影響。曼迪(J.Munday)坦言,盡管翻譯技術并不代表一種新的理論模型,但是技術的出現和普及已經改變了翻譯的實踐模式,影響了翻譯研究,從而對翻譯理論產生影響(IntroducingTranslationStudies268)。令人遺憾的是,翻譯技術發展至今,已經滲透到翻譯實踐的方方面面,翻譯技術與譯員和譯文之間的關系也日益緊密,但是翻譯技術本身對翻譯理論的貢獻相對較小,迄今為止也沒有給翻譯研究帶來重要影響。個中緣由,引人深思。毋庸置疑,翻譯技術是翻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主流翻譯理論對于翻譯技術的普遍應用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Munday,TheRoutledgeCompaniontoTranslationStudies15)。威廉姆斯(J.Williams)認為主流翻譯理論沒能認識到技術對于翻譯的巨大影響,沒有完全將翻譯技術納入其研究視野,因為翻譯技術的發展和更新與翻譯研究學者沒有什么關系(79)。翻譯技術的進步更多是市場需求推動的結果,而非翻譯理論研究的成果。這也導致翻譯研究學者不愿意使用翻譯技術,而且一些翻譯技術產品的研發目的并非僅僅滿足翻譯活動的需要,它們自然也不會引起翻譯理論研究學者的關注。歐哈根直言,翻譯理論與翻譯技術方案的研究者之間的交叉融合極為有限,甚至彼此之間形同陌路,這導致翻譯理論研究和翻譯技術研究的各自獨立發展(O’Hagan503-18)。誠如斯奈爾-霍恩比(M.S.Snell-Hornby)所說:術語學、語言技術(翻譯記憶系統)等領域一直保持獨立快速發展,它們沒有借助翻譯學,而是利用了鄰近學科(例如語言學和計算機科學)的發展。大多數翻譯技術不是由譯員、翻譯研究學者開發的,甚至也不是由翻譯行業開發的,他們只是翻譯技術的運用者(134)。一方面,翻譯技術研究對技術施與翻譯理論的影響也欠缺思考。在翻譯技術專家的眼里,當代翻譯理論的視野略過狹窄。柯坦(C.K.Quah)說,翻譯技術研究的大量文獻側重于計算機和工程角度,而忽視了翻譯理論的作用(42)。另一方面,正如皮姆所言,當前翻譯理論主要關注文學翻譯,還在糾結是否忠于原文和原作,這導致翻譯理論不能解釋已經廣泛采用翻譯技術的翻譯實踐過程(轉引自潘平亮61-64)。在大量新型翻譯現象面前,傳統翻譯理論的解釋力略顯蒼白。

三、翻譯研究新視野翻譯技術的出現變革了傳統的翻譯實踐模式。在漫長的人類歷史長河中,翻譯一直是完全由人工完成的。進入21世紀,翻譯技術日趨流行。它大幅提高了翻譯速度,保障了翻譯質量,適應了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滿足了市場的龐大需求。從人工干預的角度來看,現在所有的翻譯幾乎都是在計算機輔助下的翻譯行為(Chan,TranslationTechnology2)。譯者靠一支筆、一張紙工作的時代已經遠去了。翻譯技術的突飛猛進,不僅給翻譯實踐帶來了巨大變革,也給翻譯研究打開了新視野。(一)翻譯研究新領域阿爾辛那(A.Alcina)認為翻譯技術已經成為介于計算機科學和翻譯學之間的新的跨學科研究領域(79-102)。有學者則主張翻譯技術已經成為翻譯學的一個重要分支。陳善偉提出了計算機輔助翻譯研究這一概念,并將其分為理論性計算機輔助翻譯研究、實踐性計算機輔助翻譯研究和應用性計算機輔助翻譯研究1。但是這一新領域的研究內容如何,在翻譯學中的地位如何,大多缺乏進一步論述。為厘清翻譯技術研究的范疇和定位,首先需要回顧翻譯學的學科范疇。圖里(G.Toury)(10)根據霍爾姆斯(J.Holmes)(172-85)的描述,繪制了翻譯學的圖譜,如圖1所示。

圖1Toury翻譯學圖譜該圖譜將翻譯學分為兩個主要分支:純翻譯研究和應用翻譯研究。可惜兩者都沒有提及翻譯技術。翻譯輔助(Translationaids)與翻譯技術最為相關,但霍爾姆斯把它分成了兩類:詞典和術語輔助(lexicographicandterminologyaids)以及語法(grammar),兩者都和當前的翻譯技術存在天壤之別(181-82)。柯拓展了霍爾姆斯圖譜中關于應用翻譯學(appliedtranslationstudies)的部分(42),她特別強調了翻譯技術,如圖2所示。

圖2柯的應用翻譯研究圖譜一個顯著的變化是柯把翻譯輔助(translationaids)替換成翻譯技術,因為她認為翻譯輔助不再局限為詞典和術語輔助以及語法,而應當反映翻譯行業的最近進展和趨勢。可惜,無論是自動翻譯工具,還是計算機輔助翻譯工具,都是工具而已。而翻譯技術研究作為應用翻譯學的一個分支,不應當也不能僅僅停留在工具應用的層次,還應包含更豐富的內容,例如翻譯技術應用、翻譯技術教學、翻譯技術與倫理、翻譯技術發展史等,如圖3所示。

圖3翻譯技術研究圖譜翻譯技術本體研究是指對翻譯軟件和工具本身的研究,包括其功能、特色等的比較分析研究。翻譯技術應用研究包括各種對翻譯軟件和工具在翻譯實踐中的應用研究,翻譯技術倫理研究是指在新型翻譯實踐中,對譯者、翻譯技術工具和譯文之間的倫理關系和知識產權等方面的研究,翻譯技術教學研究是指對翻譯技術相關課程的教學和培訓研究。翻譯技術發展史,顧名思義,是對翻譯技術發展的歷史進行的總結梳理研究。(二)翻譯研究新對象信息時代的新技術也創造了新的文本形式,并對翻譯提出了新的挑戰和要求。本地化就是其中的典型。本地化是對產品或服務進行修改以適應不同市場差異的過程(崔啟亮、胡一鳴2)。其處理對象主要包括計算機軟件、網站和手冊文檔等等。本地化工程需要使用大量的技術工具,和傳統的翻譯有較大的差別。此外,電子游戲和手機應用翻譯、影視字幕翻譯等等,與傳統的翻譯項目相比,均具有十分鮮明的特征和迥然不同的質量要求。可以預見,隨著科技的發展,還會不斷出現新的翻譯類型,例如虛擬現實等,可以說它們是翻譯學界不可忽視的研究新對象。翻譯學的技術轉向也給翻譯學帶入了一系列新的學科術語,比如記憶庫、術語庫、預翻譯、模糊匹配、匹配率、本地化、譯后編輯等。古今中西的傳統翻譯理論不存在這些術語,也無法解釋這些術語。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正是翻譯技術廣泛應用產生的結果。它們的出現改變了翻譯研討及翻譯實踐的方式(陳善偉,《翻譯科技新視野》327),不僅給翻譯研究帶來了新的話語體系,還增加了翻譯研究的主題,拓展了翻譯學的理論縱深與寬度。(三)翻譯研究新維度傳統的翻譯理論研究主要有五個維度,即原作、譯者、譯作、原作讀者和譯作讀者。這基本覆蓋了翻譯實踐的完整過程。但是翻譯技術的廣泛應用改變了翻譯實踐。從譯前、譯中到譯后,各種文本體裁的翻譯在每一個環節都離不開翻譯技術的深度參與。可以說翻譯技術已經成為了翻譯研究的一個新維度。在新維度的關照之下,傳統翻譯理論的許多核心概念都遭到了新的挑戰,例如翻譯策略、翻譯方法、翻譯目的、翻譯原則、翻譯標準、翻譯質量、翻譯倫理、翻譯教學等。從翻譯技術的維度來看,很多翻譯話題都會得出新穎的觀點和結論。以翻譯能力為例,傳統的定義大多忽視了譯員運用翻譯技術的能力。如哈迪姆(B.Hatim)和梅森(I.Mason)認為翻譯能力包含:原文處理能力、轉換能力、譯文處理能力(205)。苗菊則認為翻譯能力應該包括:認知能力、語言能力、交際能力(47-50)。隨著翻譯技術在翻譯實踐中的廣泛應用,譯者應用翻譯技術的能力變得日益重要。王華樹首次系統論述了翻譯技術能力,他指出,“翻譯技術能力是翻譯能力的重要拓展”(121-57)。這反映翻譯技術的應用拓寬了翻譯能力的定義。(四)翻譯研究新方法翻譯技術的進步,使得翻譯學得以應用新的研究工具和方法,對翻譯過程、翻譯質量、翻譯方法等進行更加全面、客觀的研究。例如使用Translog軟件記錄譯者在機器輔助翻譯過程中的鍵盤數據,包括鍵入、刪除、剪切、黏貼、回車,以及鼠標操作等,可以深入探究譯文的生成過程,審視譯者的譯文起草和修訂行為。又如眼動追蹤軟件以毫秒為單位,詳細記錄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眼球注視屏幕的精確位置和其他注視行為,如注視時長、注視頻次、回視等。這些數據可反映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認知方向和重點。如奧布萊恩(S.O'Brien)利用眼動追蹤法研究了翻譯記憶、機器翻譯和模糊匹配對譯者認知努力的不同影響(185-205)。這些實際上是翻譯研究在方法上的創新。此外,在信息時代由于絕大部分原文和譯文都是通過電子形式存儲,因此也讓翻譯數據的收集和分析更加容易。歐哈根坦言,隨著技術的進步,翻譯研究應重新反思其研究方法、理論框架和研究設計(O’Hagan503-18)。在技術轉向的宏觀背景下,翻譯技術逐漸成為翻譯研究中引人關注的領域之一,但是翻譯技術研究與翻譯理論研究之間缺乏融合。一方面,翻譯技術的發展并未借助翻譯理論;另一方面,翻譯理論研究也對翻譯技術發展缺乏足夠重視。這實際上不利于翻譯學科的健康發展。翻譯技術在實踐應用中高歌猛進,為以翻譯實踐為研究對象的翻譯理論開創了新的視野,例如新領域、新對象、新維度,乃至新的研究方法,這實際上為翻譯理論的突破創新,提供了想象空間。翻譯學界對此切勿小覷。事實上,翻譯技術引領了翻譯實踐變革,這讓傳統翻譯理論的解釋力略顯滯后。對翻譯技術進行理論梳理與反思,已日益迫切。至于翻譯技術將把翻譯理論帶向何方,會開什么花結什么果,尚未可知。無論如何,翻譯技術不應也不會停留在工具應用的層次,而翻譯學界也不可忽視翻譯技術給翻譯實踐帶來的顛覆性變化,而應從新的維度、利用新的研究方法對翻譯學的新領域、新對象、新模式等進行理論思考,促進翻譯技術和翻譯理論的深度融合,推動翻譯學科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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